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与陈毅夫人谈话时，曾表示过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1]:136。王震曾向毛泽东上书，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136。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2]:311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毛泽东叮嘱此事对外要保密，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控制病情。”[2]:3066月，邓小平夫妇接到通知，他们工资开始照发[3]:443。8月3日，邓小平写一封长信给毛泽东[3]:443：“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4]:37并要求恢复工作[5]:25。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444-446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运有转机[6]:19。周恩来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邓可以做调查研究工作[3]:446-447。年底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游历井冈山，凭吊遗迹，重访瑞金等地[7]:155。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草拟《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毛泽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2]:337-339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2]:336。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8月30日毛泽东事先声明不出席之十届一中全会，在周恩来主持下，毛泽东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2]:350-352。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2]:352。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2]:358
1974年1月，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这份材料[2]:366。1月25日，在江青策动下，在北京召开1万多人参加之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林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衷主义”[2]:368。随著“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局势再次动荡，造反派纷纷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2]:368-369。本来，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7.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9.5；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1974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百分之2.3，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0.6，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速度明显下降[2]:369。3月，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担任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2]:373-375。4月10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之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之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2]:375。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2]:383。10月4日，毛泽东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2]:384。10月17日，江青策划“长沙告状”，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之“状”，力图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2]:386-387。12月17日，邓小平到长沙同毛泽东谈话：“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大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2]:39412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2]:395-396。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之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2]:396。在毛泽东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之商品经济之形式，体现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之“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毛泽东认为，制度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是不断产生著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之土壤，是变修正主义之温床[2]:399。毛泽东之认识，反映他对社会主义之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之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之土壤和条件；但这些认识，明显带有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之误解或教条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2]:399。毛泽东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2]:400。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恩来乘机前往长沙，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8]:260。毛泽东同周、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7]:177。此后，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9]:570。
1975年1月，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平衡四人帮的势力，重新起用邓小平。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圈阅之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2]:400。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取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之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之《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产生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之全国人大常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之国务院领导班子[2]:401。2月1日，邓小平开始代重病之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之评价，并称：“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2]:401-4022月5日，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2]:405。
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造成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解决。1975年7月4日，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来。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绩之一，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侄子毛远新传达。1975年9月，毛远新路过北京拜见毛泽东时，毛远新向毛泽东表示，中央有否定文革的风气，并表示自己注意到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以及提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此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毛泽东认为，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确实表明他也对文化大革命不满[10]。
10月，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制定三个纲领文件[11]:141，分别是：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以及由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邓小平又提出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二、促进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由于毛泽东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又说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遂于11月决定要解决邓小平的所谓“右倾”问题；他在批评邓小平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馀都是目”，“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又指出“有些人总是要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由此展开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1]:141。
11月2日，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表示，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毛泽东表示希望毛远新帮助邓小平提高。当天下午，毛远新召集邓小平等人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批评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邓小平反驳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实践证明全国形势变好，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是在遵照毛主席指示把生产搞上去。会后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示要再开会帮助邓小平[10]。
11月3日，毛泽东批复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存在种种问题的信，指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吴德主持了传达会。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邓小平继续不提文化大革命，并强调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他决定再扩大会议，继续让人开导邓小平，并让邓小平写检查。毛远新又扩大开导邓小平会议的规模。但是邓小平在会上仍然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会后邓小平写书面检查，但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认为邓小平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党内走资派。毛泽东决定打算不再让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此外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开导邓小平，政治局会议可以由邓小平主持。不过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依旧不谈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邓小平又写了一篇内容相差无几的书面检查。毛泽东非常不满，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在发动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警示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的领导干部[10]。